尊敬的尹力书记、易纲行长、郭树清主席、傅华社长、殷勇代市长、潘功胜局长，尊敬的格奥尔基耶娃总裁、卡斯滕斯总裁，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本届金融街论坛。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的新要求。我理解，“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方向、是结果，“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路径、是过程。如何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投资者，这涉及深化改革、防控风险、加强监管等诸多方面，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今天，我想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谈一些认识和体会，同大家作个交流。

从全球金融史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总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我国资本市场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列，市场结构大幅改善，制度型开放向纵深推进，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明显提升，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收敛、总体可控，市场韧性和活力全面增强。其中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走出了一条既遵循资本市场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主要体现：

在注册制改革方面，我们提出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3个原则，突出把选择权交给市场这个本质，建立了以信息披露为核心、全流程公开透明的发行上市制度。同时，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绝不是一放了之。比如，加强审核注册质量把关，统筹一二级市场适度平衡，强化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穿透核查等。从注册制试点情况看，市场各方总体上是认可的，获得感也是强的。

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方面，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直接影响着市场功能的发挥。我们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监管，大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公众公司的意识明显增强。同时，发挥合力，健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制度安排，推动长期困扰市场的高比例股票质押、违规占用担保等问题得到大幅改观。尤其是在退市改革中，我们坚持“应退尽退”，拓宽多元退出渠道，努力做到既要“退得下”、又要“退得稳”，促进市场优胜劣汰。

在风险防控方面，这几年，我国资本市场较好应对了新冠疫情和境外输入性风险的冲击，保持了总体平稳。这与我们特有的风险防控制度机制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实行账户实名制，建立了直接持有的账户体系，加强对资金的穿透监管，完善涨跌幅限制。控制过度杠杆。综合施策，治理市场乱象。期货市场逐渐形成了保证金集中监控、持仓限额等制度规则，有效应对了近年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风险。在对外开放中，我们统筹开放和安全，强化跨境资金的风险监测监控，努力做到“看得清、管得住”。

在法治保障方面，对于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国际成熟市场的普遍做法是严刑峻法，让做坏事的人付出惨痛代价。我们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治理优势，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特别是中办、国办出台《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新证券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相继实施，长期以来违法成本过低的情况得到根本扭转，“零容忍”立体执法震慑显著增强，市场生态明显好转。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我们不断健全事前教育宣导、事中监管服务、事后维权救济相衔接的投资者保护体系。尤其是既借鉴境外有益经验，又结合国情对防止滥诉作出制度安排，建立了中国特色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有效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首例“康美案”5.2万中小投资者获赔24.6亿元，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的有机统一。